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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已进入修改议程 股权众筹将定性

来源:天使街  作者:天使街小编  时间:2016-03-16


今年两会期间,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对媒体表示,《证券法》修法已经纳入今年工作计划,但二审的时间尚未可知。


事实上,如果按照原定的修法“节奏”,经修改的《证券法》本应在去年年末出台,不过,在2015年4月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之后,《证券法》修改程序已经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停滞期”。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看来,《证券法》一审草案对于原有法规修订颇多,已俨然是一部“新法”了,然而在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股市波动之中,这部“新法”却显露出了诸多瓶颈,《证券法》修改“停摆”则给予了更多完善空间。


全国人大法工委《证券法》修改课题组成员杨东则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关于如何体现股市异动教训,相关方已在讨论之中。杨东认为,股市期市联动、衍生品创新、股指期货法律地位,乃至高管减持问题、内幕交易及高频交易问题均在研究之中,除此之外,场外市场的发展也急需法律层面的建构。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已有多位相关人士呼吁,在《证券法》修法过程中吸取股市异动之教训。需要明确的是,《证券法》究竟需要从股市异动中“学会”什么?


“二审的时间尚不能确定,不过重新启动修订工作是没问题的,至少要去研究股市异动体现的问题怎么在《证券法》修法中体现。”杨东说。


虽然二审时间未定,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已就相关内容展开讨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的提案中,建议强化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处罚法律制度,与此同时,他建议将修订境外上市相关法律法规纳入《证券法》修订的进程,丰富《证券法》中关于境外上市的条款。


事实上,在《证券法》一审修订草案中,现行《证券法》内容已经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修订。修订草案共16章338条,其中新增122条、修改185条、删除22条,在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推动证券行业的创新发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完善。


不过,李曙光认为:“原来《证券法》修改的内容还是跟不上证券市场发展的形势。”他指出,大量的配资融资融券、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一系列股市异动中的事件和现象要重新考虑,“目前法律对于操纵市场、融资融券的规定还不够细致,比如说‘裸卖空’就没有规定,这个在国外是严格禁止的,至少我们要未雨绸缪。”而目前,在修法过程中体现对股市异动的“反思”已逐渐体现在市场各方的考量中。两会期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证券法》修改要吸取股市异动的经验教训。


“比如说救市的主体、程序、原则,包括出现违法违规情况的责任认定、相关的权利义务等,应该有一些原则性的条款。”杨东指出。


股指期货或许可作为一个例子。在去年以来的股市调整中,一大争议点即在于,股指期货是否为股市异动“元凶”。一方面在现货市场卖出筹码,另一方面在期货市场T+0规则下连续做空获利,形成了利用股指期货投机获利的逻辑。诚然,作为机构投资者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股指期货的推出难以被简单下定论,也有学者认为,“股指期货没有给股市施加压力,反而承接了股市抛压”,但一个“风险管控工具”是否有条件转变为大量投机者获利的工具,或许仍然值得监管者及立法者讨论。


“股市的波动让我们意识到现在中国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是不连接的,是独立的‘两张皮’。”李曙光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归纳制度建设上的“瑕疵”。具体而言,金融期货市场是T+0制度,股票市场是T+1,两个市场之间交易制度的“不兼容”已然在愈发活跃的市场联动之中被放大,这就需要配套制度的纾解。除此之外,市场联动的相关监管机制仍然缺位。


虽然相关机构在股市异动之后启动应急措施,如中金所于去年下半年推出“最严规则”加大对股指期货的限制,但政策层面的“疗伤”之余,仍需要法律层面的疏通。李曙光透露,在此前的《证券法》“一审稿”中,对于“证券”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原来只包括股票和债券,《证券法》在一审当中已经把它放得比较大了。当然未来期货市场的一些股指、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还有期权,这些都可以作为证券的。”另外,对于如何将《证券法》修订与《期货法》制定联动起来,把两个市场风险均加以考量,特别是期货市场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则显得尤为重要。


杨东称,《证券法》和《期货法》的联动也在相关各方研究内容之内,不过目前《证券法》修订工作更为急迫:“主要精力放在《证券法》修改,包括市场联动、衍生品创新、股指期货法律地位,乃至高管减持问题、内幕交易及高频交易问题均在研究之中。”


两会期间,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面对媒体表示,注册制的“落地”有赖于“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法制化建设到位”。


杨东透露,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从3月1日起始。因此,在《证券法》修订过程中,注册制会有所体现,不过“不再作为重点体现”。


杨东认为,去年以来股市异动的一个教训是,目前场内交易体系仍存在诸多缺陷,站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角度,大力发展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的内容应当在《证券法》中有所展现:“股权众筹作为‘五板’市场的作用非常重要,直接面对创新创业,为中小企业、创业企业提供服务,其发展应当是重点,而且场外的问题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认证。”


悄然之间,决策层关于注册制的提法出现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过的“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体现。而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的表述则是“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注册制需要哪些“条件”?“资本市场法制化”怎样实现?吴晓灵曾在公开场合总结了股市异动所暴露出来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和监管制度的缺陷。她认为,杠杆交易过度、无序及监管的不到位、多空机制不均衡、缺乏有效的熔断机制、新股发行机制的缺陷等均体现着制度层面的缺憾。


在李曙光看来,应当注重的是制度与市场的匹配度:“比如说熔断机制,要不要写入《证券法》?熔断机制先前实施出现了问题,但并不意味着熔断机制就不是个好的机制,需要看到此前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以及市场环境与国外的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成熟市场只要熔断发生,监管机构都是高度紧张的,能够迅速跟进相应监管措施,而我们的监管机构发布一个命令就在坐等结果,这就暴露出很大的问题。”“事实上证券市场上一些法律问题都比较清楚,就是看各个制度之间互相的匹配程度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人怎么拿捏分寸、把握这些制度。”李曙光说。


虽然已然被当作《证券法》修改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注册制更像一个“引擎”,去带动整个市场监管制度的变化。吴晓灵认为,应该在总结本次股市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证券法》修订。完善股票发行各相关方责任,明确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各自的责任,以投资者人数的多少、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决定信息披露的要求,区分不同层次的市场。


作为注册制的“配套”约束之一,李曙光表示,监管部门应当对证券市场上的欺诈交易??包括老鼠仓、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实现更有力的监管。而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政策措施、执法手段和一些诉讼渠道全面配套,以“严刑峻法”作为保证。


明确责任,即意味着违法必究。不过现行《证券法》由于对违规行为规定的处罚力度过低饱受争议,市场各方认为,60万元的顶格处罚标准难以起到惩戒效用。针对于此,张红力建议,将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作为《证券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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